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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其作品感情丰沛，故三部曲式大部头之作甚多，后期作品用笔趋于沉实，其长篇小说《寒夜》堪称杰作。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巴金散文代表作，供大家欣赏。
巴金散文代表作推荐：一颗桃核的喜剧
《家》的法译本序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后，有个朋友写信问我，在按语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继承人吃剩的一颗桃核的喜剧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来谈一下。
首先让我从《往事与随想》中摘录三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
在一个小城里还举行了招待会，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个桃子，他把桃核扔在 窗台上。官员中间有一个喝饱了酒的高个子马上走出来，这是县陪审官，一个出名的浪子。他从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进衣袋里去。
招待会之后，陪审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亲口咬过的桃核送给她，太太很高兴地收下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们都十分欢喜。
陪审官买了五个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满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为她那颗桃核是皇位继承人留下来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种“喜剧”是经常上演的。不过“皇位继承人”给换上了“中央首长”，或者是**，或者是**，甚至别人，桃核给换上了别的水果，或者其他的东西如草帽之类。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把肉麻当有趣，甚至举行仪式表示庆祝和效忠。这种丑态已经超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们的表演了。我们在某一两部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它的遗迹。除了这种“恩赐”之外，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后来又把它当做宝库。**和“***”更把它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整天念他的“**经”，**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单怪“***”，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和“***”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和**“身体永远健康”呢?
在抗战的八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炸”，没有给炸死是侥幸。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说自己“身经百斗”，没有“含恨而死”，也是幸运。几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来找我，或者谈话或者要我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我。我当然照办，因为头一两次我的确相信别人所说，后来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戏，我也照样对付他们。在那种场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时期的见闻。我六七岁时候，我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我常常“参观”他审案。我一听见有人叫喊“大老爷坐堂!……”我就找个机会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讲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两个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两边打，“一五一十”地数着。打完了，还要把挨打的人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说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我当时和今天都是这样看法：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捞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角色，虽然当时装得威风凛凛仿佛大老爷的样子。不能怪他们，他们的戏箱里就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并不是**和“***”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我四十八年前写了小说《家》。我后来自我批评说，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但是那些认为“反封建”已经过时的人，难道就反得彻底吗?
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巴金散文代表作推荐：关于丽尼同志
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机关里 工作，混一口饭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
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看见大股上升的尘土，看见火光。郭担心他的行李，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的地区。警报刚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但是路给拦住了，走不过去。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轰炸，街上乱糟糟的。
下午我进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还在冒烟的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我问他：“怎么办?”他笑了笑，说：“今天就走，都准备好了。我来看一下。”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我心里难过，知道他也不好过。我还记得一九三三年年尾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我带着他的散文到北平，终于把它介绍给靳以在《文学季刊》里发表了一组，后来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在《文学》月刊里发表了另一组，然后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上海出版了他的*个散文集《黄昏之献》，我不仅是丛书的主编，我还是这本集子的校对人。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他的散文，我甚至想说他的散文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在《黄昏之献》以后，我还编印了他的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我准备着编辑他的第四本散文集子。“烧了也就算了”，短短的一句话，仿佛迎头给我一瓢冷水。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这一天他离开了桂林。我回到福隆街的老式屋子里，摊开他给我送来的手稿，我读着：
……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了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写得多好啊!我记得就在我来桂林之前在广州市一个码头，雇小艇转到我们租赁的木船，小艇沿着河面缓缓地流去，岸上的景物开始变为模糊，我用留恋的眼光看那些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房屋，我不敢想象敌军进城以后它们的“命运”，我不停地在心里说：“广州，美丽的土地，我们的!”那个时候我多么爱这个我们就要失去的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它是多么美丽，多么牵系着我的心。
短短的一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多么丰富的感情。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是敌人夺不走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从台北坐车去基隆，在那里搭船回上海。小车飞驰着，南国的芳香使我陶醉，一切是那么明亮，那么茂盛!我上了船，望着美丽的海港渐渐退去、朋友们的挥动的手终于消失的时候，我立在甲板上，身子靠着栏杆，摇着手，低声说：“台湾，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写的一篇庆祝上海解放十周年的文章里，还用了这样一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今天单单念着这个题目，我就十分激动。我在文章的开头写着：
一九三八年一个初冬的夜晚，在桂林郊外的一间平屋里，一位朋友交给我他一篇散文的原稿，我激动地读着那个题目：《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这里写的是“初冬的夜晚”，和我在前面写的“第二天早晨”相矛盾，现在记起来，应当是“早晨”。而且我最近借到了《文丛》第二卷合订本，重读了我提到的那篇散文，它的题目原来是《江南的记忆》。我把这篇散文发表在《文丛》第二卷五六期合刊上，我当时在桂林就只编印了这一册刊物。至于《文丛》第二卷第四期还是在广州排好的，刊物来不及付印，广州就受到敌军的围攻，我带着纸型逃到桂林。刊物的主编靳以早去了四川，大部分稿子，还是他留下来的。
我在桂林印出两期《文丛》，后来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到新的刊物，就在上海租界里重新排印出版了合订本，印数仅一千册，送了十多本给我。一九四○年七月我离开上海经海防去昆明的前几天，忽然听说日军要进租界搜查，我一天得到几次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们的电话。从下午起我燃起火炉，烧信烧书，一直烧到深夜，剩下的七八本《文丛》合订本全烧了。倘使借不到这本书，我今天还弄不清楚那篇散文的题目。
以后我在重庆、在上海还看见郭。他重新翻译了契诃夫的剧本。可是他始终摆脱不了国民党**机关里的工作，为了他一家人的生活，他默默地拖下去，混下去。全国解放后，他起初在武汉，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见过他多次，他讲话很少，只是默默地微笑着，偶尔讲两句有关翻译工作的话，很少谈起散文。他重新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和《贵族之家》，他还校改了陆蠡翻译的小说《罗亭》。
我等待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白白地等了多年。《江南的记忆》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写过散文了。他为什么沉默呢?为什么不争取一个机会写出他心里的感情，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感情呢?可能是过去那一段时期的生活像一个包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他感到举步艰难。他从事电影艺术书刊的翻译。他响应号召去广州担任华侨学生的教师，一九六八年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十年以后一九七八年，广州暨南大学开追悼会，宣布了对他的历史的审查结论，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郭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
郭的名字是安仁。他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丽尼。这是他幼小时候一个女友的名字，这个外国女孩早早地死去了，为了纪念她，他写了《月季花之献》、《失去》等散文，还把她的名字的译音作为自己的笔名。……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主张翻印《文丛》第二卷合订本的友人是雨田，她几个月后就离开上海，后来到了福建永安，同黎烈文结了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夫妇去了台湾。一九四七年我去台湾旅行曾到台北他们家做客，当时烈文在台湾大学教书。三年前我听说烈文病故，家境萧条，友人建议为他们的子女教育费用募款，雨田拒绝接收。去年我在北京见到在报馆工作的朋友，他证实了这个消息，说雨田表现得很坚强。分别二十二年，我非常惦记她。台湾回归祖国，我相信这绝不是梦想。我一定会看到它成为现实。只要有机会我愿意再到台湾旅行。一九四七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一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
巴金散文代表作推荐：三次画像
不久前画家俞云阶来看我，高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替他高兴。我知道他说的“解决”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这些应当早解决了，他的公民的权利，也早已恢复了。他讲的是，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案现在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是非终于弄清了。他摔掉了压在头顶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头来左顾右盼，他当然感到轻松。他愉快地谈他的计划，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觉得他还有雄心壮志，他是一个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这位画家以后，我还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汇报》的《百花周刊》上发表了画家的一篇短文《三次为巴金画像》。他讲的是事实，我和他之间的友谊是跟画像分不开的。
我本来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负责人赖少其同志对我说，要介绍一位画家来给我画像，我们约好了时间，到期俞云阶同志就来了。这是我*次看见他。人似乎很老实，讲话不多，没有派头或架子，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我记得就在我楼下的客厅里，他花了四个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点不觉得麻烦。油画完成了，他签了名送给我，我感谢他，把画挂在我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幅画像，但这不能怪画家，我自己拿着书在打瞌睡嘛。对画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后我似乎就没有再看见画家了，也不曾去找过他。反正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管你是什么家都得给卷了进去，谁还有时间去找不怎么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斗争过后，我才听说俞云阶同志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他倒像一个不问**的书呆子，怎么会向党猖狂进攻呢?然而那个时候连我也不愿意做上钩的“鱼”，对俞云阶同志的事情只好不闻不问，甚至忘记了他。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那幅油画像还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靠了边、等待**派来抄家的时候，我才把它取下，没有让**派看见，因此它也给保存下来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见画家，我高兴地同他握手，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派或红卫兵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烧毁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书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绝命书的抄本(这是我请我九妹代烧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这幅“反动权威”的“反动”画像，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画家也变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艺术家了。他亲切地微笑道：“我再给你画一次，好不好?”
座谈会结束以后，画家有一天到我家来做客，谈起画像的事，他说：“上次给你画像，我还年轻，现在比较成熟了些，你也经受了这一次的考验，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我同意了。他又说：“在你这里干扰多，还是请你到我家里去，只要花半天时间就行了。”他还说：“你还是穿这件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家。的确是一位油画家的画室。满屋子都是他的画，还有一些陈设，布置得使人感到舒适。我只坐了一个半小时，他的画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说：“就写五·二三吧。”过了一个星期画家夫妇把油画像给我送来了，我们把这幅新画挂在我那间封闭了十年、两个月前才开锁的工作室的墙壁上。画家看了看画，还加上一句解释：“你这是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的罪行。”我觉得他说得好。
这幅画像在我家里已经挂了将近两年，朋友们看见它，都说不像，说是脸长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欢它。我觉得它表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在控诉，我愤怒。我就是这样。
但画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过了几个月他又来向我建议，要给我再画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实的炽烈的心情写进画面”①，要画出一个焕发青春的老作家来。他的好意和热情使我感动，我不便推辞，就答应了。其实我对一般人所谓“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从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带着画稿到我家里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工作室里“足足耗上了六个半天”。他相当紧张，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的画完成了，送到华东肖像画展览会去了。我向他道贺，可是我仍然说，我更喜欢那幅油画头像。我祝贺他成功地画出了他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奋”，他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心”。他画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应当是他自己。我不过是画家的题材，在画面上活动的是画家的雄心壮志，画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情。站在这幅画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奋。画家更成熟了，更勤奋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更有信心了。
两年来我常常听见人谈起“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有时指我，更多的时候是指别人。拿我来说，我考虑了几个月，我得到一个结论：我不是“焕发了青春”，也不是“老当益壮”。我只能说，自己还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横行的时期，我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别的方面消耗它。那个时期，“***”及其余党千方百计不要我多活，我却想尽方法要让自己活下去。在这场我要活与不要我活的斗争中，没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给粉碎以后，我的生命力可以转移到别的方面，我可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写作，我当然要毫无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况我现在面对着一个严酷的事实：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写的作品全写出来，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老实说，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那天云阶同志走了以后，我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散步，还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话：“他生活困难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② 这是讲云阶同志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来，他真坚强。两年来同他的接触中我一直没有感觉到一九五七年给他投下的阴影，我始终把第三次肖像画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了画家二十二年中间悲惨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将来不会再有什么“改正了的错划右派”这顶帽子吧。那么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艺术 家所身受的种植还平的待遇也应当从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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