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jmzhongda.cn--医生个人工作总结】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代表性问题，就是看病贵和看病难。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是1800元，占GDP比重的5个点，其中有三个最突出的问题：人群、地区之间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以药养医”，药品费用比重全世界*；医疗条件的短缺。
中国医改为何如此步履艰难
在12月10日举行的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宋树立表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共有13家保险公司在全国27个省(区、市)、373个统筹地区开展了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6.5亿人。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医改进程仍然步履维艰。
衡量医疗体制的两个坐标：筹资与供给
衡量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看筹资，病人看病最后由谁买单；二是看医疗供给体制，医疗服务由谁提供。这个分析框架很有趣，中国存在的代表性问题，就是看病贵和看病难，恰好就在这两个坐标上。
我下面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英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从买单角度来说，它主要是通过全民医疗保健体制来买单，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印度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极端，看病买单由病人自己掏腰包，而绝大多数医疗机构是私立的。德国的体制正好是印度与英国的折中，既有效率又兼顾公平，是我个人认为比较理想的体制。
那么中国的医疗体制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比较偏重于英国的体制，但现在呈现出二元化的特点，即从管理上看，特别是医疗机构的人事管理高度集中，保留了计划经济的重要特点，但从资金来源看，又非常接近于国外的民营医疗机构，是十分市场化的。就从全国医院的情况来看，90%的收入都来自市场，来自病人，来自医疗保险，只有10%来自**。
对比美国的医改，从1907年老罗斯福开始，解决全民医保就搞了整整一个世纪，到奥巴马**才开始着手解决看病贵的问题。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全世界*的，有18个GDP百分点花在医疗上，是美国经济体中*的行业。
在一项关于看病贵是否影响就医的跨国问卷抽样调查里，20%的美国人认为有影响，也就是说美国医改花了很多钱，但同时又没有解决全民医保的问题，这是批评美国医改的*理由。
可以说，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医改需要两线作战，更加艰巨。从2009年新医改到现在，据统计数字95%的中国人口已经入了社保，但是据前人保部副部长在2013年的健康产业论坛上说，三大医保中很大一部分是重复计算。中国的医疗产业发展速度很快，如果按照美国的发展速度，今后50年中国要面临的就是今天美国的情况，投入大、效率低。
中国医改：体制机制成为改革软肋
中国医改就是在经济增长得很快，健康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间的背景下进行了改革。截至2013年，人均医疗费用是1800元，占GDP比重的5个点。这5个点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中有三个最严重的浪费：
一是人群、地区之间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小部分人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每个三甲医院和公立医院都有特殊病房和干部病房。
二是“以药养医”，在5个点的医疗费用上，2.5个点花在药品费用上，这个比重是全世界*的，没有一个国家花费这么多在药品上！这意味着很多人吃了很多不该吃的药，病不仅没治好还产生副作用。
三是医疗条件的短缺，比如各大三甲医院排队难、儿童就医难等问题，这引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所有东西都过剩的今天，医疗服务系统仍然解决不了短缺的问题？
医改的目标：看病贵与看病难
体制机制成为医疗改革软肋
首先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就是降低医疗费用中个人的、自费部分在医疗中的比重。医疗费用分为个人费用、**支出和社保支出。
我认为，中国将来从筹资角度比较理想的目标应该把个人现金的比重控制在20%或以下，这个我称之为“橄榄型”的筹资结构，非**保险占比较大的比重，**与个人占比较小的比重。如果**税收比重过大就很容易像欧洲国家那样，一旦经济下坡就会牵扯到社会保险，出现政局动荡的连锁反应。
其次是看病难的问题。从医生的教育结构来看，2005年200万医生当中，本科以上教育水平只有1/3，其他都是所谓的“赤脚医生”。一方面我们缺乏医生，一方面又存在大量人才资源浪费，近十几年来医学院每毕业7人，医院却只增加了1人。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中国最*的人才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医学院！我们中国最*的人才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医学院！
为什么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没有吸引力？
在中国，医生和医院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毕业去了社区医院就意味着前途黑暗，去了三甲医院就是星途坦荡。在这种就业体制下，开诊所这条路是被堵死的，大量毕业生出来找不到工作。此外，中国医生的收入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但是对比医疗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医生收入达到3~4倍才是比较合理的。
医改的高频词：“公益性”
什么才是真正的公立医院？那些占了我国医疗服务市场2/3还多的公立医院，90%的收入来自市场和医疗保险，只有10%来自于**，但是它们也号称是公益性和非盈利医院，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比照其他国家的惯例，公立医院应该是精神病医院、传染病医院、老少边穷地区的医院、部队医院等只能由**投钱的不赚钱医院，这类医院对病人是免费或低价开放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公立医院比重不需要太大，占医疗机构的1/4就行，但必须名副其实。剩下的所谓“公立医院”，**应该放权，特别是人事权，成立董事会独立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非营利医院，**只要负责监督就可以了。
在医生资源方面，让大多数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与医院建立多元化的合同。参照国外经验，建立弹性的合同关系，把设备与专家资源社会化，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的多点执业才不是一句空话。
新医改为何深陷“囚徒困境”
在2013年末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改革原则。2014年成为改革新元年，各种市场化之举在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医疗领域，是年非但不是改革新元年，甚至也算不上改革的寻常年，只能说是小小年。旧医改之措不痛不痒，新医改之举寥寥无几。
当然，也绝非万籁俱寂。事实上，就在2014年底，价格改革的大潮冲击到医药领域。医药价格新政从**力图放开药品价格管制入手。去年11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迈出了药价改革新政的*步。发改委意欲自我放权，中止药品*零售限价的定价权。
此等“壮举”着实出人意料。尽管相关**部门多次出面解释，此举已经酝酿有年，但在改革新元年之末推出药价改革新政，其契机可谓众所周知。依照此份《征求意见稿》，药价改革新政将从2015年元旦开始实施，这意味着新年伊始，当有正式的药价改革文件出台。可是，新年已经两月有余，新政文件依然待字闺中。
笔者曾在2014年岁末撰文，点赞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国新医改的“破冰之举”。然而，“破冰”发生在初冬，虽激起微澜，但很快就在严冬之中重新冻结。即便笔者撰写本文之时立春已至，冰封的死水却依然未见解冻。在严冬之中，新医改的利益相关者对于价格改革罕有解冻之愿。诸多**部门迟疑不决，公立医院淡定不语，医药企业怨声连连。
为什么难得一见的改革新政又陷困局？
改革之所以受困，归根结底，无非是缘于理念之羁绊和利益之纠葛。制度变革大多受阻于利益纠葛，这是一般经济学家的共识，但是，唯有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却将理念的羁绊视为人类迈向新途的*绊脚石。
理念之羁绊：道德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思想奴隶
目光如炬的凯恩斯，洞悉出世人的心灵实为陈旧思想的奴隶。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根深蒂固的陈旧理念有二：道德主义与国家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新医改的核心和重心，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表象下，公立医院的运营红红火火，但掩盖了以药养医的格局和过度医疗的行为。虚高的价格和剂量让无数深陷绝症的患者感觉吃药不是在“救命”，而是在“吞钱”。
面对此等扭曲，各方发出道德主义批判。面对道德主义批判，在医疗界，自辩之声皆同一音调，即坚称过度医疗乃少数医生所为。总体来说，汤还是好的。
可是，此等道德主义辩解苍白无力。事实上，中国的药费开支高达GDP的2%，而在OECD国家，药费仅占GDP的1.5%。中国多出来的药费，在统计上，恰为总药费的30%。
与道德主义的批判如影随形，国家主义的解药如期而至。无数国人将希望寄托于**，寄望于**收拾人心，“恢复”公立医院“公益性”。更有**主导派的“医改专家”，一方面痛心疾首于“中国的公立医院不姓公”，另一方面认定只要**对公立医院从拨款、运营到评估实施全方位、全天候、全环节的管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即刻就能“恢复”。
要诊断中国公立医院之病根，西学真经之一就是新制度主义。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困局，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乱象，盖因**设定的诸多游戏规则大大有误，其中*的错误，莫过于**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竟然对医疗服务和药品实行行政定价。行政定价制度的运行，一定有两大特征：其一，价格永远定不准；其二，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医疗领域，与人相关的大宗医疗服务定价畸低，而且价格一定十多年不变。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即便是华佗再世，刮骨疗毒之后也要大量用药。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医疗政策的研究领域，还是在医改实践之中，医疗服务（包括药品）的定价，均为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集体谈判而成。由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医保机构是公立机构，因此**自然会通过医保机构参与到药品定价的谈判之中。可是，这种市场化的公共定价制度，在中国却被诸多“医改专家”理解为“**定价”，并多次质问曾在西方留学的笔者，为什么泰西**能定药价，中土却不成？笔者在点赞发改委价改破冰之举的系列文章中将泰西的公共定价制度比喻为“九阴真经”，而将中国的行政定价制度比喻为“九阴真经”的速成版“九阴白骨抓”。两者判若云泥，一目了然。
利益之纠葛：维持现状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当然，除了理念之外，利益之纠葛是阻碍体制变革的深层因素，自古恒常，举世皆然。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说，纠结不已的小九九自然是五花八门，一一加以分析，需要习得新制度主义真经的学者穷首皓经，写上几十本甚至几百本学术论著。
在这里，劲风吹雾霾，直面诸多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利益纠葛，即对维持现状的满足和对制度变革的恐惧。在西方经济学中，除新制度主义之外，还有一派新行为主义真经，可帮助我们透视这一纠葛。新行为主义的要诀之一是，人对损失的担忧程度往往大于对获益的欣喜程度，而这一心理特征对于经济社会乃至**行为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影响。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教授设计了精妙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并提出了赫赫有名的“前景理论”，由此成为新行为主义的大宗师，竟然在2002年跨界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毫无疑问，对于未来损失的担忧，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就是体制改革带来不确定性之时。对于医药领域的价格改革新政，*迷顿的就是相当一部分**官员和绝大多数布衣百姓。他们的迷顿竟然高度一致：价格放开会不会导致价格飞涨。当然，这种迷顿部分来自于头脑之糊涂，部分来自于利益之纠葛。
当然，此种情形的发生并非限于中土，西方世界亦有无数，甚至有美国学者撰就新的经典，详论为什么民众经常拥护或选择有损于其利益的体制和政策，而看起来英明的**官员或**家为什么会从恶如流。泰西的学海确是浩瀚无边。
事实上，发改委拟定的医疗价格改革新政，原本既包括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也包括药品价格改革。但在**各部门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迷惑之中，医疗价改新政先是缩水为药品价格改革，进而药价改革的脚步也进一步放缓。发改委壮士断腕的手术刀和麻醉剂早已备好，但是主刀医生不仅没有洗手消毒，甚至还未从行政定价的噩梦中惊醒。
实际上，价格放开会不会引致价格飞涨，取决于公共定价制度能否形成并且开始运作。当然，我把公共定价制度比喻为“九阴真经”，意味其修炼难度较高。对公共定价制度的实施深感困难的医保部门，还是执着于当下的稳定热炕，而对价改新政的大举不情不愿。
对于价格新政，医疗机构竟然保持惊人的淡定。医界的各路掌门，点赞者都不多，更不要说欢欣鼓舞了。实际上，医界精英对于价格扭曲所带来的内伤，并非不觉。多年来，有关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和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过低的怨声，不绝于耳。但是，医界精英，无论是在两会之庙堂，还是在舆论之媒体，异口相同之声却是冀望**增加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以及**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他们对于医疗机构与医保机构开展集中谈判以确定价格和支付的新市场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本能地敬而远之。同**打好交道，寄望于**加以照顾，依然是他们的技能所在和利益所系。
当然，亦有少数医界精英意识到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但却深感当前价改的不充分性和低影响力。他们提出，中国医疗体系的价格制度，不限于发改委对药品的行政定价，而且还有各省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制度。这一只招标不采购的制度，实际上是药品二次市场准入和定价制度。所有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只能使用中标药品，并在进货环节执行中标价。药品集中招标是一个荒废的制度，不仅未能达成其自身的目的，而且还为负责的官员和专家带来极大的诱惑。对药品集中招标制度的诟病，在医界极为普遍，但很少有医界精英认识到药价改革新政是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改革的先声，并运用其影响力做狮子吼。
最奇葩的利益纠葛出现在医药企业。当解除价格行政管制的真龙刚刚睁开眼睛，整天将市场机制挂在嘴边的医药经理人，竟然惊恐不已。毫无疑问，一旦市场机制的真龙腾飞起来，医药企业就会赫然发现，其原来的公关对象一下子不见了，而新的公关对象却是云里雾里，神龙不见首尾，这可如何是好。国家发改委的《征求意见稿》原本是下发8个医药行业协会，但是，得到的回应却是众声喧哗，反对、质疑之声高亢。公共定价制度？亲，那只是一个传说，还是**定价靠谱。行政定价永远定不准？没关系，只要把我的药品定高价就行了。
泰西学问的诸路宝典中载有“囚徒困境”之说，说的是大家在两眼一抹黑的困境中都选择当下对自己最有利的选项，最终却错失了那些实际上对大家更为有利的选择。谁说泰西之学不能解释中土之情？
作者系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价格体制改革：中国新医改的破冰之举
即便从2009年算起，中国新医改已经行之多年了。除了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有一些进展之外，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始终进展不大。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秋天一声雷。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推进药品定价制度改革，基本的方向是解除药品价格管制。这样的改革会在明年的春天出台吗？
幸而，***再次就新医改领域的“痼疾”发力。在11月15日的***常务会议上，***总理***明确点名“医疗服务价格”过低，他认为，目前公立医院医事服务费价格确实太低，但药价虚高现象仍然存在，因此，要通过改革逐步理顺这种不合理的价格机制。
药品价格体制的改革雷声，之所以令人感到意外，并不在于季节性。事实上，价格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医改领域长期受到漠视或忽视。笔者对此在各种场合进行呼吁，但势单力薄，和声寡淡。
**主导派的专家自不待言，他们主张**对医疗服务从筹资、运营、评估进行全方位、全环节、全天候的管理，把卫生行政部门的从业人员想象为拥有多科目医学博士学位、永不疲倦、一心公益（以普度众生为念）的***。由此，**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方方面面，包括药品价格，进行严格的管制，自是**主导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市场主导派的很多专家也不重视价格改革，因为他们把心思放在公立医院民营化以及纯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之上。在他们看来，中国医疗领域的核心问题在于公立医院的垄断，因此只要放开准入，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笔者也常被不少媒体界朋友称为医改市场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实，“领军”根本无从谈起，“光杆司令”都不是，实则光棍一条。之所以是光棍，主要在于笔者有所偏离医改市场派的主流。我虽然赞成民营医疗服务的发展，但并不视之为医改的核心和重点。在我看来，中国新医改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去行政化。具体而言，**对医疗服务的行政管制，很多完全没有必要，应该彻底解除；即便确有必要的**管制，也应该改革管制的制度和措施。简言之，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应该成为中国新医改的主要抓手。
这其中，价格体制改革理应成为新医改的重中之重。
一、公立医院“行政型市场化”中的行政定价体制
要说明白这一点，还需要从公立医院的改革说起。事实上，公立医院在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拥有约75%的床位、约80%的卫生技术人员，提供83%强的门急诊服务和84%强的住院服务，收取了90%弱的医疗费用。因此，公立医院改革必定是中国医改的中心。
中国公立医院的问题，被很多人士，包括**主管官员和资深学者在内，诊断为“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从而导致所谓的“社会公益性淡化”。依照这一诊断，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就是“恢复公益性”，路径就是“去市场化”。这种诊断和处方都大错而特错，建基于此的种种**主导派的医改之举，带来的新问题很多，解决的旧问题基本没有。
笔者在其他地方多次论证，中国公立医院的运行特征可以用“行政型市场化”来概括。一方面，公立医院的运营高度依赖收费，这似乎具有了某种“市场化”的特征；但公立医院运营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各种行政力量的强力左右。可以说，行政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在公立医院的运营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对于民办的非营利性医院也同样适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民办营利性医院的运营。不搞明白这一点，从而未能具有针对性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必然会劳而无功。
公立医院的行政型市场化，具体来说，体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1.在组织上，绝大多数公立医院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
2.在财务上，资本投入必须由卫生、财政和发改委等多部门审批。
3.在人事上，人员录用需要卫生、人事、编办等部门审批，管理层任命由医院所属全盘掌控。
4.在物流上，药品以及一些医疗器械要由**进行集中招标采购。
5.在价格上，绝大多数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的价格，由发改委物价部门决定。“行政型市场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对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实施行政定价制度。这项制度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四万多种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由省发改委物价局制定，市物价局有5%的调整权；
第二，绝大多数非*性药品，由国家发改委物价司确定*零售限价（俗称“天花板价”），然后再由各省的药品集中招标机构确立中标企业和中标价，所有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只能使用中标企业的中标药品，并在采购环节必须执行中标价；
第三，对于*药品（专利药或其他类型的*生产品种），由国家发改委执行单独定价，不再经过各省的集中招标程序；
第四，公立医院和民办非营利性医院的药品加价率确定为15%，而在药品零差率政策下确定为0%，各地物价局负责对此进行检查。
很显然，这是计划体制的遗产，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
二、行政定价的特征：价格永远定不准、计划赶不上变化
行政定价体制的特征有二：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二是价格永远定不准。目前在全国各地执行的医疗服务价格，基本上是在1999-2000年间制定的，尽管在2004年前后有小幅调整，但根本赶不上全国的通货膨胀。2013年末我在北京一家医院调研时拍下一份《北京市统一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它由北京市物价局和卫生局在1999年制定颁布，由于使用多年，都已经被翻烂了。
如果**定价机构能把上万种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都准确地定在市场均衡价上下，那么行政定价制度就会无敌于天下了。要知道，**对粮食、杯子、肥皂之类的东西定价，远比为医疗服务和药品定价简单。既然**能正确地制定出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为什么不能对其他日用品定价呢？如果**能为众多日用品定价，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为什么要在三十多年前放弃计划体制而走向市场经济呢？
具体到医疗领域，行政定价定不准的规律也很简单，即行政定价人员（或**官员）以前见过的东西都定价偏低甚至畸低，而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定价偏高。
因此，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服务价格畸低。广大医务人员的劳动最不值钱。挂号费、手术费、护理费都畸低，药事服务费为零。新的药品、新的耗材、新的检查、新的医疗服务，定价自然偏高。
经济学的所有教科书都会详解，价格管制必定带来扭曲。定价低者会导致短缺；定价高者会导致过剩。中国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以极为狗血的剧情演绎着经济学的原理，而中国媒体、百姓、官员和“砖家”的种种反市场言论以极为愚笨的方式展示着他们对人性的无知。
在这种行政定价体制下，随着医疗服务中人力成本的提高，公立医院中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必然收不抵支。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行必然遭遇困境，而通过药品出售获得盈余以弥补医疗服务提供中的亏空就势属必然了，这就是中国医疗界人尽皆知的“以药补医”或“以药养医”格局。另外一个弥补亏空的途径就是高价耗材、高价检查的使用率偏高。
在全国各地，一级护理的收费标准在9～12元/天，这远远低于足浴的收费标准。所有医院，每聘请一位护士，单靠护理费收费，会远远低于医院支付给护士的工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医院只有过度与短缺并行：一是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过度医疗盛行；二是干脆少雇护士。中国每万人拥有的护士人数（所谓“护士密度”），2012年仅为18人，而2009年的全球平均护士密度就达到了28人。中国在2011年之后进入了世界银行界定的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这些国家的护士密度，在2009年就达到了40人。中国护士人少，医疗服务的质量就不会提升。笔者在台湾地区游玩时听到有名嘴在电视上夸耀台湾的护士如何“亲切无敌”，而“不到大陆就不知道医院的服务有多么糟糕”，云云，虽然不无偏见，却也反映出一部分观感。
除了“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服务糟糕”之外，中国医疗领域中的很多现象，均同行政定价体制有关。例如，由于与人力相关的服务收费标准一般都很低，于是传统中医技术（例如望闻问切、推拿之类）可以说日趋衰落，各种高科技检查（如CT）和各类新产品中药（如中药注射液）成为中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
三、行政定价的恶果：毁人不倦
信奉***的西方人常把“好心人”称为“撒马利坦人”。**时常要做“好心人”，但是专门研究**行为的公共选择学派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写过一篇经典性论文“撒马利坦人的两难”，分析了**好心办坏事的各种情形，引人深思。
承继着计划体制的遗产，**对医疗服务和药品进行行政定价，应该是出于“好心”。要防止看病贵嘛！但是，医疗和药品价格的“撒马利坦”制度，却为各类不同的人群带来恶果。
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生。由于医疗服务定价畸低，医生们只好卖药；由于**进一步规定药品加价率，那么医院也就只好多使用进货价偏高的药品，否则医生和护士的工资就会没有着落。
即便是华佗再世，也难抵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的诱惑。每次刮骨疗毒之后，即便患者像关羽一样愿意奉上金子，华佗也不敢收，因为这违反物价政策，而在**确定的价格下，华佗只能收铜板。华佗老先生医者仁心，只好在患者伤处敷上捣烂的药草，但由于进货价太低，加价率**管制，用草药也收不来银子。华佗老先生养不活家人，徒弟也饿着肚子离去了，中华非物质遗产眼看就没有传人了，怎么办？有医药界咨询人士向华佗支招：用进口药啊！推荐一味：黑玉断续膏。此药乃赵敏（即敏敏·特穆尔郡主）从西域进口，为断骨疗伤圣品。华佗摇头说：刮骨疗毒的患者并未断骨，鄙人怎可过度医疗呢？再说，这年代也不对啊。咨询人士大叹：这位老先生，端得固执。
仁医华佗只能退隐，而所有正在行医的中国医生，必定身背过度医疗的骂名。不仅网友拍砖，媒体刁难，甚至连拿刀子捅向医生的罪犯也在庄严的法庭上振振有词：医生们该杀，因为他们过度医疗。
其次，行政定价毁掉了医药产业，不仅搞得人人自危，而且所有企业都原罪累累。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医院愿意使用价格偏高的药品，而低价药品使用量畸低，于是海内外各路药企必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把药品价格弄高，然后再在虚高价格的基础上设法儿让利给医疗机构和医生。于是，一大堆为友邦人士惊诧的现象出现在中国医药产业之中。
由于新药定价高，于是中国药企的新药研发速度以及中国**批准新药上市的速度，竟然世界*了。可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创新能力如此之强，且中国人的仿制能力之强世所公认，但中国仿制药产业却远远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医药物流企业数量之多，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同类企业数量的总和。很多企业规模小得惊人，其秘密在于，它们的业务无非是“倒票”，把流通环节人为增多，以便把现金弄出来，供药品生产企业和供应企业让利于医疗机构。有些药企的相关人员一时愚笨，竟然让旅行社帮忙“倒票”，并由于内讧因素而东窗事发。这就是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行贿案的情节梗概。
第三，毁了老百姓。过度医疗行为，尤其是过度用药行为，实际上对维护百姓的健康是不利的，这一点无需多言。更为重要的是，行政定价制度并没有产生抑制药费以及抑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的效果。事实上，中国的药费占 GDP的比重约为2%，而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仅为1.5%。在中国，相当于0.5%GDP的药费占药品费用总额的比重大约为30%。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的受刑人在*****上说，其公司药费的30%打点了“各路神仙”。
最后，也是最为奇葩也是最为必然的，就是行政定价毁了**官员。很多*药品本身都是高价药品，在行政定价体制中也是所有医院趋之若鹜的对象，因此只要定价时价格小幅上浮，药企的盈利空间和营销空间将会大增。这样药企只要将极小份额的利益增幅拿出来“打点”负责定价的“神仙”。
若干年前，各路药企为了让自家品种定高价，纷纷向国家药监局申报“创新”，而为了让“创新”通过或早日得到批准，就铤而走险。2014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包括前任和现任司长、多位副司长和司级官员，被带走调查了。有关药品价格改革的新闻猜测，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的“存废”，已经成为了改革议程上的话题之一。
毫无疑问，行政定价制度让**之手变成了“九阴白骨抓”，不仅把医疗机构、百姓和医药企业抓得遍体鳞伤，而且**自身也内伤累累。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医疗体系必定走火入魔。要让走火入魔的中国医疗体系重新恢复正常，**必须改革，修炼九阴真经或九阳真经。九阴真经就是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而九阳真经就是让市场机制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新医改课题专家）
张维迎：市场与**
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于市场体系自身包含着反市场的力量——**。这是一种“异化”。市场要有效地运行,不能没有**；但**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的毁灭。因此,如何在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节制**对市场的破坏,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
这是我198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见本书《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一文），也是贯穿于这本文集的主题。
说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是容易理解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对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的有效保护，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不能变成为他人创造价值的行动，企业家精神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有可能变成市场的破坏力量呢？这是因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具有的强制力，而**本身也是由人控制的，控制**的人与生活中的每个人一样，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既不比普通人更好，也不比普通人更坏。因此，他们最容易被诱惑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别人的产权，剥夺别人的自由，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由于人类本身的“无知”，他们也可能好心干坏事。如果**的力量过大，市场不仅难以有效运行，甚至可能彻底消失。
要正确理解**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必须把市场参与人和**官员都还原为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体。人们对市场的误解和对**的迷信与如下的错误观念有关：私营企业追求的是个人利益，**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私人的动机总是“坏的”，而**的动机总是“好的”。说**行为“应该”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没有错。但“应该”不等于事实。**决策本质上也是个人作出的，抽象的**没有思维能力，从来不会作任何决策。**官员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血有肉，有私利，有情绪，有七姑八姨，有狐朋狗友，有思想，也无知，有上进心，也有妒忌心。他们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公共利益，完全取决于他们面临的约束条件。
私营企业决策和**决策的*区别是前者以营利为目标，后者不以营利为目标。这既是**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之所以是它的优点，是因为**可以做那些对社会有价值但难以用市场价格和利润指标衡量，因而私营企业不愿做的事情，如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但正因为**不以营利为目标，我们也就失去了衡量**业绩和约束**官员的重要机制。
这一点可以从私营企业和**获得收入之方式的不同看出。私营企业的收入来自价格，**的收入来自税收。价格是自愿的支付，税收是强制的征收。在私有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竞争的条件下，私营企业要赚钱，就必须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并且其所创造的价值必须大于它们使用资源的成本，否则，企业就会破产，因为消费者愿意为产品支付的价格不会大于他们从中获得的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企业为消费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只有那些为消费者创造了足够大的剩余价值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壮大。相反，由于**的收入来自税收，即使**的行动不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也可以获得收入，**官员也不会失业。因此，**官员具有更大的寻租空间，**通常并没有积极性和压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却总是有不断扩大预算规模和活动范围的内在冲动。
税收支付服务成本的**运行机制掩盖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许多普通人看来，**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午餐”，不吃白不吃。所以人们就竞相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而这种来自社会的“需求”正合**官员的胃口，因为**提供的服务越多，**官员寻租的空间越大。结果是，整个社会陷入“囚徒困境”的悲惨境地。
经济学理论为我们正确理解市场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但很遗憾，传统经济学理论也给了我们很多误导。“市场失灵”是经济学家的发明，它为**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事实上，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很大程度是市场理论的失败，或者是**干预导致的市场紊乱，而不是真正的市场失灵。经济学家阿克洛夫证明了在二手车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逆向选择”，越是高质量的车越难以出售，他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这一推断与现实根本不符。观察一下现实中的市场，真正难以出售的是“坏车”，而不是“好车”。现实中的人没有经济学家假设的那么理性，但确实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更有智慧。逆向选择最严重的经济通常是**管制最多的经济，而不是市场更自由的经济。其他诸如“外部性理论”、“垄断理论”等所谓市场失灵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通常是**干预最严重的国家；而最严重的垄断，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强加的垄断。由此看来，经济学家首先必须对经济学理论本身进行反思。
或许，传统经济学*的缺陷是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市场通常被类比为“看不见的手”，而事实上，市场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invisibleeyes）。市场是有记忆的，每个人在交易中的所作所为，不论好坏，都会被记录下来，积累成他的声誉。好的声誉意味着更高的信任、更多的客户、更大的利润。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中，诚实就成为*的竞争策略。过分贪婪的企业不会有忠诚的客户，不注重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也不会有好的名声。
正是由于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各种各样的**管制就登堂入室，成为解决“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但事实是，**管制常常又成为声誉机制*的破坏力量。**管制越多的地方，企业越不注重自己的声誉，市场秩序越混乱。但大部分人又不明白这一点，把管制导致的市场混乱归结为管制不够。结果是，管制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混乱，整个社会进入恶性循环，最后可能只有管制而没有市场了。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市场的干预。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到美国尼克松**的工资-物价管制；从古希腊雅典的粮食监督员，到20世纪**德国的物资统配官；从汉代汉武帝实行的盐铁专卖，到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对电信、石油、铁路等重要产业的垄断；如此等等，**管制的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不胜枚举。尽管有些管制也取得了一些短期效果，但总体而言，管制不仅导致了效率的低下，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腐败。正因为如此，如何防止**对市场的破坏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的挑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度迷信**不行，过度迷信市场也不行。这句话抽象地讲，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在我看来，人类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过度迷信市场，而是过度迷信**管制。因为，在市场与**的博弈中，市场总是弱者，**总是强者。享受市场好处的人们并不会感谢市场，很少为市场说好话，而有希望从**管制中得到好处（哪怕只是想象的）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管制。何况，**也有财力资助自己的“拉拉队”。
中国在计划经济下彻底消灭了市场，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由此开启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过去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市场的理念和力量还是很脆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也加大了减少行政审批的改革力度，并说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但这不等于说有关市场与**关系的认识问题就解决了。以往的经验表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和做法很容易在“规范市场”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死灰复燃。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观点 |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正在遏制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一直推广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实现药品交易“量价挂钩、带量采购、招采合一”。2013年9月，广东省出台医疗机构药品交易相关办法，建立全省集中的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台，实行“在线竞价、在线交易、在线支付、在线融资、在线监管”。广东新政寄望在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保障药品供应质量、遏制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上更进一层。
但是，这种采购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需要不断加以克服和完善：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千万家医疗机构讨价还价的积极性。强调以省为单位的集中招采，抑制医院的议价权。实际上，对于药品质量的优劣、价格的高低，最关切的还是患者和医疗机构。一个药品最后招出来的质优还是品劣、价格是高是低，群众和医生爱不爱用，与省药品采购机构毫无关系。因此，他们也就不会想方设法去淘选价廉物美的药品。
二是由省药品采购机构集中全省医疗机构在统一采购平台开展集中采购，表面上看可以发挥“量增价跌”的目标，但是由于同一品规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幕后串通抬价或抵制廉价药品，使得这种集中招采制度并未实现充分压缩虚高药价和促进质优价廉药品在临床应用的作用。如福建省三明市在药品采购方面并没有执行以省为单位的集中采购，而是实行药品限价采购，同样可以充分挤压药价水分，如每支灯盏花素注射液从44.83元降到3.2元，每盒奥美拉唑钠从256元降到7.8元。
三是药品生产和流通属于市场行为，要想让遍布每一个角落的医疗机构能够获得价廉物美的药品，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如对于偏远的医疗机构，其药品配送成本必然增加；除非**提供补贴，否则药品零售价格必然比大城市的要高。实行全省统一价格，必然遏制了药品流通企业的积极性，最终受到影响的是群众能否方便地获得价廉物美的药品。
6月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医改办主任国孙志刚带队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调研时谈到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改革时指出：“国家支持探索多种形式的药品采购模式，但不论何种模式，都要做到有利于遏制药品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有利于促进药品流通领域的改革；有利于推动公立医院的改革；有利于挤压虚高的药品价格。”
笔者认为，药品生产经营管理，终究还是市场经营行为；医生选用何种安全有效的药物，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而定，当然也要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选择权。因此，在建立完善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采模式时，必须充分尊重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市场规律。
一是建立规范、公平的药品生产经营制度，形成能够灵敏反映市场供求变动、药品生产和配送成本变化的价格机制，调动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生产、配送质优价廉药品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尊重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选择药品的自**，保障每一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药能够及时供应到位；不要为了遏制医生收受商业贿赂而采取本末倒置的措施，对其合理的用药需求一棍子“打死”；而应通过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医德医风教育，让医务人员在这一红线上不敢腐、不愿腐。
（本文作者为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
原题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应尊重市场和临床用药规律
张维迎：主流经济学的谬误--主张**干预经济的理由均不成立
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
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必须干预。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几年前，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席卷全球。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甚至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是开玩笑，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不可行，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兰格是对的。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靠分工。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发明新机器。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亚当·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和市场规模。没有市场，每个人只能自给自足，分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财富的增长越快；增加的财富反过来又扩大市场规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导致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由于有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大规模生产。比如可乐吸管，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非常遗憾，自《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经济学就开始慢慢走得有些偏。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这个模板出了问题，则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
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也叫新古典经济学，按数学语言讲，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化；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社会福利*化。但是，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包括：
首先，每个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亚当·斯密那里是没有的，亚当·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他没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到马歇尔开始，认为人会深思熟虑。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
其次，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意思是你做任何事，后果全部由你承担，不影响他人。
第三，技术、资源、偏好是已知的。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企业在可用的、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
第四，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带来规模报酬递增。
第五，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
第六，竞争是充分的、完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买多少，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
最后，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最优化方法，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除非有人受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亚当·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
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不满足，所以，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只有通过**干预，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这样，本来要证明“看不见的手”有效性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
具体来讲，经济学家主张**干预经济，主要有几个理由：
*，外部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公共产品是也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一种），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市场就会失灵，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第三，信息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干预。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
外部性问题：**要给靓女补贴？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他想协调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裂。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一方面是分工、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因此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马歇尔认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来协调。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干预的理论。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必须通过**干预解决。类似地，如果厂家不能获得自己产品的所有边际价值，就存在正的外部经济，市场竞争也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这样，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经济，**应该征税；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经济，**应该补贴。通过税收或补贴，**可以矫正市场失灵，帮助实现帕累托效率。
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部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外部性理论，如果没有**补助，听任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技术进步就会太慢。
但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十九世纪前，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05%，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技术进步才如此快速。
因此，没有理由说，由于技术进步有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补贴，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外部性理论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说成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真是荒唐之至。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干预？不一定。打个比方，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应该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补贴化妆品，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甚至有些过度。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就导出**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张五常认为，外部性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要做的是界定产权。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经验也表明，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气候交易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场。
所以说，外部性不一定构成**干预经济的理由。
垄断问题：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竞争本身
垄断这个概念在英文里出现，最初特指**赋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特权，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贸易航线，其他企业不准与其竞争，这就叫垄断。所以说，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
后来，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比如，因为有规模经济，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就会形成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对价格没有影响力，就叫完全竞争。按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现实中，完全竞争难以达到，所以需要**反垄断。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中国2007年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一个垄断者，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而是倾斜的。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制定者。根据企业最优决策法则，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现在，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边际收益小于价格，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所以要反垄断措施纠正。例如美国**曾起诉微软垄断，要拆分它；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IBM等等，美国**都做过反垄断制裁。
对照现实，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因为真正的市场，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怎么定价的问题。比方说，微软作为软件企业，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在新古典理论里，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必须接受它，这样才叫完全竞争。但在现实中，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好比企业做广告，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还有价格歧视，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按照反垄断的逻辑，这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反垄断法反对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简单地说，企业合并之后，价格普遍降低了；反过来，**强令拆分的，价格普遍提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企业合并后，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
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竞争。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是“完全竞争者”，没有利润，没有资金从事研发，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企业之所以搞研发，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开发新产品，申请专利，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广告策略，并购投资等等，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垄断要反，但应该反的是**用强力施加的垄断，即**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历史上看，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不管是微软，还是英特尔，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或者定价太高，早晚会垮台。IBM原来很牛气，后来被戴尔、惠普打倒了。微软占软件平台70%、80%的份额，但是它不敢松懈，就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就是竞争的压力。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一定要管。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与反垄断无关，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在这个前提之下，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衡量垄断的*标准是有没有**的政策保护，与企业大小无关。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就起诉别人。像现在，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是很荒唐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完全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就需要**去监管企业。“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旧车市场”理论，食品安全检查，药监局，馒头办公室等等，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听起来蛮有道理。牛奶有三聚氰胺，消费者怎么知道呢？如果**不管，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声誉机制。长期看，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的竞争策略。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属于垄断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树立品牌，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
在很多情况下，是**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简单地说，如果什么都要**审批，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要讨好消费者，但是，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说了算的话，企业就会去讨好**官员。讨好**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因为消费者很多，**官员是少数人。
打个比方，卖房子时，如果要讨好消费者，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你要讨好七八百人。但如果是**官员审批的话，一个处长，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由此不难理解：**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事实上，许多**审批名为规范市场，实为官员寻租。
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不要反感大企业
现实中，没有完全竞争，信息也不对称，市场如何运作？超市里卖的矿泉水，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为什么敢喝？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你还敢喝吗？相信大部分人不敢。原因在于，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有了连带责任，才能建立信任。简单来说，某组织有一个名字，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没有名字，就没有连带责任。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但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所以，在多数行业中，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相信它们。因此，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企业内部，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简单地说，什么叫老板？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客人吃了拉肚子，谁负责？是你。你不能说我不在场，我不负责。作为老板，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譬如一个牛奶企业，奶源不是你生产，饲料不是你生产，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不论是谁加进去的，你都要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就是品牌企业。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就做个体户，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亚当·斯密反感大企业，他曾提到，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实际上，没有大企业，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需要企业替代市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正是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没有企业，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自己养奶牛太贵，就不喝牛奶，喝稀饭——这就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市场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要求**干预，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都是不合理的。市场中，由于存在声誉机制，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原因，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的有效性。
